按照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388所，中等职业学校(机构)8181所。在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中，职业院校毕业生占到70%，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前往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已不是少数。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多数情况下，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大多成绩不佳，有些家庭条件也并不好。也正是因为处于这种“边缘化”的位置，在学校渲染的“光明未来”下，本就选择不多、与学校信息也不对称的学生和家长，拼尽全力选择放手一搏。如果学校瞅准了空子有意欺骗，仅剩夹缝般的出路也被挤得近乎没有，丧失话语权的他们只能节节败退。
因此，弄清假专业频频出现的原因，不仅是明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诉求。如何清除职业教育的灰色地带，如何填补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信任，能否有更完善的教育模式改变备受诟病的现状，这是整个中国的职业教育都需探索的答案。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潘华的研究，目前，美国是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立法最完善的国家，已颁布许多与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法案，如《国防教育职业教育法案》《职业教育法案》《学校与就业机会法》等。此外，各州还针对本州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明确界定了学校、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除此之外，美国还建立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督导系统，各种专业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用人单位、学生家长都可以参与到职业教育领域中。
潘华称，在美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社会评价对学生的择校行为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公布的职业学校办学调查报告甚至会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就中国而言，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要杜绝招生乱象的发生，势必要加强各环节的监管。记者采访过程中，安徽某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建议，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需完善信息化建设，以解决学生、家长与官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教育部门应采用负面清单，公布对损害过考生权益的学校名单进行预警;在招生时，增加咨询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
但问题是，学校越来越多，招生、录取、管理等环节繁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将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报考，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而实际参与监管的人员毕竟有限。若要更好发挥职业教育的应有作用，学校自身也应“强身健体”。
多位专家表示，长远来讲，当职业教育越发壮大成熟，需要更广泛接受市场检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很多国家招生采取的是市场化路子，相对来说，考生和高校之间的是较为单纯的二元关系。
就像日本，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市场是主角。政府制定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而无论是学校法人、财团法人、行业协会、企业和个人，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均能开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这些职业教育机构的对象也很广泛，学生、在职者、离职者、残障人士，甚至是退休工人都能接受教育。职业教育的实施权被下放给企业，政府的扶持更多是间接的——作为信息、资金的提供者和帮助者。
“在市场化的机制里，学校不讲信誉可能就会丢掉饭碗。”储朝晖说。
多位专家表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高职的发展模式跟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别，学校招生有政府的参与，颁发毕业证则由教育部门来完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中国全日制办学的所有办学项目经过审批，同时也要按规定招生，这些规定有时会与实际情况产生冲突，这也促成了没有国家资质的“真专业”成了“假专业”。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之外的另一条出路，这些职业院校是学生和家长梦想的摇篮，也是国家培养技术性人才的希望。这本应是一种拓宽人生的多元选择，不该成为一张充满风险的单程票。
王景烁
